第十三章 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察举制的关系（第7/12页）

又如周隋间官学逐渐有所恢复，而且有“明经”之举，为入仕一途。然而隋文帝仁寿初竟有废学之举。《隋书·高祖文帝纪》仁寿元年六月：

诏曰：“……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隽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于是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太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

尽管隋文帝把废学之理由说得冠冕堂皇，但若有心文教，对学校不精之弊应加饬励方是，却不当几乎尽废诸学。又查《隋书·儒林传序》：

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暨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

可见废学的真正原因，在于文帝对采取考核儒术之法取人选官的学校的排斥。而且这不仅仅是君主个人的问题：“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明经”一途，当然要因此大受影响。

周、隋之际，屡有特举。有一类特科，是用来抚绥山东士人的。如《周书·武帝纪》建德六年春正月周武帝灭齐，同年连下三诏：

诏山东诸州，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若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弗拘多少。

诏举山东诸州举有才者，上县六人，中县五人，下县四人，赴行在所，共论治政得失。

诏东土诸州儒生，明一经已上，并举送，州郡以礼发遣。

在这种绥抚手段之下，确有房晖远、熊安生等儒者征举入周，被委以博士之类学官。但这种科目不能与正常情况的特科举人相提并论，而且得举者到底有多少、是否都能得较好待遇，也很可怀疑。隋初亦有一次面向山东士人的察举。《隋书·儒林马光传》：

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士荣寻病死，仲让未几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我必为宰相；又数言玄象事。州县列上其状，竟坐诛。孔笼、张黑奴、刘祖仁未几亦被谴去。唯光独存。

马光等“六儒”是这次所征山东义学中之特出者，然亦“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他们似乎都非山东士族或名流，且大抵遭际悲惨。尽管周、隋在数年间有四次征举山东士人的诏令，我们仍不能认为山东士人得到了真正的重视。

另一类以察举吏治政务之才的特科，相对地却较为活跃。《周书·文帝纪》记西魏大统十年：

秋七月，魏帝以太祖(宇文泰)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方为中兴永式，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总为五卷，班于天下。于是搜简贤才，以为牧守令长，皆依新制而遣焉。数年之间，百姓便之。

此事《周书·儒林乐逊传》亦有涉及：

(大统)九年，太尉李弼请逊教授诸子。既而太祖盛选贤良，授以守令。相府户曹柳敏、行台郎中卢光、河东郡丞辛粲相继举逊，称有牧民之才。弼请留不遣。

知大统十年之举，其名目为“贤良”，举后使习新制，然后任为守令，其选拔“牧民之才”的目的非常明确。又《周书·宇文仲传》记其子宇文兴：

魏恭帝二年举贤良，除本郡丞。

又《周书·孝闵帝纪》元年八月诏：

帝王之治天下，罔弗博求众才，以 厥民。今二十四军宜举贤良堪治民者，军列九人。被举之人，于后不称厥任者，所举官司，皆治其罪。

值得注意的，不仅是这次察举仍以“堪治民”为标准，而且还举于府兵之内。“军列九人”，则二十四军合计216人。乐逊举贤良前为“子都督”，又前引之宇文兴举贤良前“随例散配诸军”；是魏恭帝二年及西魏大统十年之贤良，亦皆举自府兵系统之内。又《周书·儒林乐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