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10/29页）

第四节　讨满与保皇

勤王运动流产和自立军起义失败的血腥，再一次令革新势力感到，在清政府的统治下由和平方式寻求变革，实在是南辕北辙，加上保皇会使用海外筹款虚耗多而实效少，引起不少传闻揣测，参与勤王密谋的各派势力迅速发生分化。首先是湖南党人对康有为不满，继而留日学生日益倾向革命，海外各埠华侨也日趋激进。环境压迫之下，保皇会内部再度出现“言革”之声，所引发的风潮，几乎导致保皇会组织的瓦解。

仔细分析相关史料，庚子后各方面的激进倾向，或多或少与保皇会中一度“言革”的梁启超等人有所关联，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彼此共识共鸣的体现。1901年，担任《清议报》总理的冯紫珊致函美洲保皇会，“述及留学生宗旨与吾党不同之事”，梁启超得知后解释道:

此亦不过其中之二、三人耳。冯君忠爱之心最盛，义形于色，故直责之亦宜也。盖此辈学生中，每愤激时政，深恨满洲人，因而立言，观其所出《国民》，想大略可见。但弟居东亦常与彼等谈论，自能潜移默化之，终必为吾党之用，不必过虑也。[62]

其实提倡讨满革命的留学生如秦力山、唐才质、郑贯一等，均为梁启超的学生，并且参与《清议报》的编辑。

秦力山愤于庚子自立军失败，对康有为极为不满，与梁启超却仍然保持关系，继续参与《清议报》的编辑事务。他到新加坡调查保皇会海外筹款账目后，曾告知梁启超，邱菽园有意再出十万元，由梁启超返回日本，主持内事全局。[63]对于秦力山，梁启超既是“讲堂说法更吾脑，廿岁浮生不二师”的蒙师，又是“自由平等经开凿，独立新民任主持”的精神领袖。而梁启超也曾向他表示：“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卢梭）孟（孟德斯鸠）高文我本师。铁血买权惭米佛，昆仑传种泣黄羲。”

1901年6月，秦力山在所办《国民报》发表《中国灭亡论》，对康有为、孙中山均予以严词抨击，唯独不涉及梁启超。[64]此后，他“与任公寻仇，至不相往来”，原因很可能是其“宗旨唯在革命”[65]，主张“中国必须进行彻底革命”，“推翻现今的暴虐政府”[66]，而梁启超却不能痛下决心，依违两可。

郑贯一在担任《清议报》编辑的同时与冯自由等创办《开智录》，公开鼓吹中国时局“正适一大革命之好时机也”，“有志于铸革命之剑”。[67]1901年，梁启超派唐才质前往澳洲雪梨，唐趁机抨击保皇，宣传革命，保皇会因“郑贯一、唐才质相攻之事，于会事大有碍”[68]，但碍于梁启超的面子，不便反击，以致失去这一重要阵地。事后康有为抱怨梁启超：“自唐才质往雪梨后，吾累与该埠书，皆不复，今一年音间绝矣。吾始欲攻唐，又碍于汝所遣往，今则已为唐化，无可复言。故汝虽不攻我，而攻我多矣。”[69]

庚子以后，保皇会虽然没有明确宣布放弃武装勤王，但除了部分成员对广西会党游勇起事仍然关注外，实际上在康有为的主持之下已经草草收场。而为了便于筹款，各地保皇会会员不得不顺应华侨社会普遍激昂的民气，继续以起兵为号召。同时一部分本来倾向革命的保皇会会员开始冲破康有为的禁令，或倡革命，或唱类族，或主分治。[70]

鼓吹自立，本来是得到康有为认可的方略，用于万一光绪不及救之时。叶恩即于1901年上书两广总督陶模，引孟子民重君轻观、世界公理和近代历史，要求破除媚上与媚外积习，速求自立，以存中国。[71]可是保皇会言革一派的宣传愈趋激烈，不断将自立引向反清革命。其中欧榘甲一马当先，在所主持的旧金山《文兴报》以“太平洋客”为笔名，发表《论广东宜速筹自立之法》长文，连载27篇，“‘满贼’、‘清贼’之言，盈篇溢纸”[72]。其他康门弟子纷纷响应，在《文兴报》《新中国报》《新民丛报》发表激烈言论。梁启超主办《新民丛报》，虽然声明“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73]，但激烈的情绪时时显露于报端，又因反对康有为的保教主张，与之信函来往，相互驳论，流露出提倡国家主义、赞成破坏主义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