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9/29页）

康有为“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并指梁启超“染日本风气而言自由”，梁辩解道:

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虽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国也。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而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

他坦然自认鼓吹法国革命并非受日本的影响，相反，“日本书中无一不谈法国革命而色变者，其政治书中无不痛诋路梭者。……而至今之独尊法国主义者，实弟子排各论而倡之者也。”[56]“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中国数千年无自由，历代鼎革之惨祸，也不在法国之下。“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苟有爱天下之心者，于此二者，宜何择焉。”

康有为坚持欧洲近代文明与法国革命无关，梁启超对此表示“甚所不解”，并引据《泰西新史揽要》等书所载相关史实，力证“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所以“泰西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更形象地称法国革命为“十九世纪之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

针对康有为明确表示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梁启超“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国民的智富愚弱，关键就在于自由与不自由。而实现自由，须由自治。“弟子欲辩论此二字，真乃罄南山之竹，不能尽其词，非有他心，实觉其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耳。”

梁启超自称上述为“心中所蕴，不敢自欺”，“现时所见如此，或他日有进，翻然弃之，亦未可定”。[57]其实这是坚持其戊戌政变后的一贯主张，将中国革新事业成败的关键放在兴民权立民政之上。梁启超在《自立会序》中引述“西人之常言曰：国之所以有自立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立之权，人民所以有自立之权者，由于其有自立之志与自立之行”。进而论道:

嗟乎！中国之失自立权也久矣，忧时之士，扼腕竖发，太息痛恨于执政者之非其人。夫执政者之罪，固无可贷焉。然岂不闻乎国者民之积也，未有人人不思自立，而国能自立者，亦未有人人思自立，而国犹不能自立者。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故我辈亦当责诸己而已。己苟能立，天下之事待我者多矣。[58]

就在复康有为来函的前一天，梁启超致函孙中山，商议双方合作共举之事，劝说后者顺应废立事件后勤王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势，改“倒满洲以兴民政”为“借勤王以兴民政”，“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59]

梁启超后来的行为，显然实践了他的诺言。他积极支持包括湖南、江浙维新派和革命党在内的各派联合长江大举行动，而各派联合阵营的实行民政、仅予康有为以虚名等决策，与梁启超的设想相当吻合。所以，庚子保皇会的勤王运动中，作为第二号人物的梁启超，由于得不到师尊与同门的认可和信任，实际上处于旁支的地位。梁启超曾经主动请缨，要求到澳门主持保皇会总局，未得批准，只能远游海外筹款。

不过，对于梁启超提出的“万一”忧虑，康有为也并非毫无考虑。他曾亲口告诉加拿大保皇会骨干叶恩：“上不能救，则必自立，且言求广东自立。”[60]在其使用的电报密码中，既严格区分“孙党”“我党”，对兴中会保持戒心，又有“一于定勤宗旨方易办事”，“一于定革宗旨方易集事”[61]的权宜选择，可见至少作为政治旗号，康有为和保皇会对于勤王尊皇的号召力及长远性缺乏足够的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