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8/29页）

第三节　勤王与民政

梁启超等人的“言革”倾向受到康有为的压制，不得不有所收敛，上书引过。但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致函徐勤，仍然揪住梁启超不放，责其“违命”“专谬”[52]。所说从梁启超的几封信可以得到印证。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在致《知新报》同人信中反躬自省：“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表示要“痛自改悔”，每日以克己、诚意、主敬、习劳、有恒等五事自课，以去病根。同月23日致函康有为，又讲读《曾文正公家书》而“猛然自省”的心得:

觉得近年以来学识虽稍进，而道心则日浅，似此断不足以任大事。因追省去年十月十一月间上先生各书，种种愆戾，无地自容。因内观自省，觉妄念秽念，充积方寸，究其极，总自不诚不敬生来。先生去年所教，真字字药石，而弟子乃一向无所领会，甚矣堕落之远也。

所说之事，不仅是汇款疏慢，以误大事，显然还包括宗旨的分歧甚至组织的异动。所以梁启超在4月29日复康有为函中说：“弟子前此种种疑忌肆谬，今皆自省之（此字除出诸自由不服罪外，余皆自知），愿自改之。”

不过，梁启超的忏悔，似乎仅限于对待康有为的态度应当保持尊师的恭敬，并非完全放弃宗旨和组织方略的权宜变化。所以接下来又明确表示：“至于同门不同门之界，弟子仍持前说，不敢因噎废食”，主张“办天下之事，须合天下之才，然同门之圈限已定而有尽，不同门之圈限未定而方长”[53]，并坚持自由之说。他从檀香山函告孙中山以“从权办理”，这也就是他前此所说：宗旨务求独立，方略随时变通。[54]其“随时变通”不仅对孙中山而言，对乃师同样如此。

立储事件后，保皇会加紧勤王筹备，但勤王的成败系于光绪的安危，而保皇会恰恰无法保障光绪的安危。其时关于光绪病重的传闻不绝于耳，对此康有为可以不顾一切，梁启超却对勤王的成功与否以及如何应对局势变化表示担忧。1900年4月13日，他致函康有为，讨论勤王方略之后，谨慎而明确地提出两点疑问，希望康有为明确答复：其一，

我辈所以如此千辛万苦者，为救皇上也。从南方起事，去救皇上，实际尚极远。如何然后可以使皇上脱离苦海，将直捣北京乎？我之兵力能敌荣下五军否？即能敌之，俄人岂能不出而干涉，以我乌合抵俄虎狼，必无幸矣。俄噬北京，实践其势力范围，英、法岂肯坐视，是使我功败垂成也。若先画江以待力足，则我皇忧病之躯，能待我乎？先生所以处此者，望告。

其二，

现时皇上既已呕血，外使觐见，言天颜憔悴异常，想病重久矣。……先生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亦欲闻之。今日危急哀痛之极，又当百事草创之时，不能不鳃鳃虑及也。[55]

康有为如何答复，从4月29日梁启超对其来书的复函中可以窥知大体。梁的答书全面反映了师徒之间的宗旨分歧，针对康有为“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的表态，梁启超直截了当地予以反驳，声称自己始终不放弃自由之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而且梁启超所说的“自由”，

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奴隶性属于受者（施者不足责，亦不屑教诲，惟责教受者耳）。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

他反对康有为借“自由”一词的翻译不妥而“诋其意”，“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