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文人最后的私密，生猛有料（第7/17页）

宋朝著名的大词人苏轼也是备受人们尊崇的，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力十分巨大。苏轼在杭州时就有女子因为仰慕他而不顾公婆丈夫的反对，来到他和朋友喝酒的彩船上，为他弹筝一曲。当苏轼离开海南时，岸边成千上万的仰慕者来为他送行。可以说人们不但喜欢他的词，他的为人，甚至连他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情趣都加以模仿，这就是现在我们都喜欢吃的美食“东坡肉”“东坡饼”“东坡鱼”等流传至今的原因。苏轼在有着悠久制壶传统的江苏宜兴小住的时候，便出现了风靡全国的“东坡壶”；不止普通百姓崇拜苏轼，连士大夫们也争相模仿苏轼戴高筒短檐帽，并将这种帽子称为“子瞻帽”。

以上这些追星的例子都比不上白居易，他既有疯狂的粉丝群，自己也是一名追星者。当时在荆州有一个叫作葛清的人，他狂热地迷恋白居易的诗，为了表达对偶像的崇拜，他在全身都文上了白居易的诗，一共有30余处，还为这些诗配上图画，如此疯狂的追星实属罕见。

白居易本身也是一个地道的追星者，他所崇拜的对象正是以情诗著称的李商隐。白居易晚年回家休养时，看到了李商隐的诗，非常喜欢，于是就常常对人说：“我死之后，来世能做李商隐的儿子就知足了！”通过这句话可以听出白居易对李商隐有多么的推崇。

白居易谢世几年后，李商隐生了个儿子，想起白居易的话，就给儿子起名字叫“白老”，算是对前辈遗愿的尊重。不料白老长大后木讷蠢钝，不怎么灵光，看来不像是白居易转世，倒像是郭靖的前身。著名的花花公子温庭筠就拿白老开涮：“你小子要是白居易的后生，那不是丢老白的脸吗？”

李商隐成牛李党争牺牲品

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消泯于清末。唐朝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真正发展起来的时期，它对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士经验及教训进行了总结，进而开创了比较详明严密的考试取士制度，确立了一定的客观标准，也就是选贤任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让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有了打破严格的封建等级界线、进入仕途的机会。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有利必有弊。庶族们的平步青云让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感到强烈的心理失衡。于是，正当文人才子们都在寒窗苦读，为挤过这道狭窄的入仕门而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的时候，一场政治斗争在文人间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就是“牛李党争”的时代背景。在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牛僧孺、李宗闵对此毫不知情，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中举，却在不知不觉中踏入了党争的泥淖。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长安举行科举考试，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得到考官的赏识，但因为二人在考卷中抨击了宰相李吉甫，于是李吉甫从中作梗，对二人久不续用。谁知此事却致使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唐宪宗迫于压力，只得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至此，朝臣分成两派，互相对立。但真正的“牛李党争”，是在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上台之后开始的。

唐穆宗在位期间，牛僧孺曾一度为相，一次科举考试由牛党人物钱徽主持，其中牵涉李宗闵等人。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指斥李宗闵等人主持科考舞弊。结果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逐渐趋于复杂化。就这样，朝廷中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40余年。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