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九章（第10/28页）

确实，情况不是毫无危险的。

在上面和下面是两本不同的日历。上面是19世纪，下面只是15世纪，而且那也还没到最底层，在最底层还有各种肤色、各类种族和各个气温地带的霍屯督人和卡菲尔人49。

如果认真考虑一下这个文化，那么它在社会的底层造成了大量乞丐和伦敦的无业游民，他们走到半路，又退回了狐猴和猩猩的状态，可是在这文化的顶端却是一切王朝的形形色色墨洛温50侏儒和一切贵族阶级的阿兹特克族51低能儿，这幅景象叫人看了确实头晕目眩。试想，要是让这个动物园得到自由，没有教堂，没有宗教裁判所和法庭，没有神父、国王和刽子手，那会变得怎样！

欧文认为，神学和法学可以成为万古长存的堡垒只是谎言，亦即过时的真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却在这理由下要求它们退出历史舞台，忘记这些堡垒是有英勇的军队守卫的。世上没有比僵尸更顽固的事物，你可以打它，肢解它，但不能说服它。何况在我们的奥林匹斯山上掌权的已不是随和的、喜欢纵酒行乐的希腊诸神——按照卢奇安52的说法，他们正在商讨办法抵制无神论时，一听得报告说，他们的事业已一败涂地，雅典已有人证明神并不存在，他们便吓得脸色发白，逃之夭夭了。希腊人，不论人和神，都比较单纯。希腊人相信呓语，按照儿童的审美要求制造大理石玩偶，可是我们却是从利息和红利的角度支持耶稣会和自己的“老店”53的，目的在于控制人民和保证对他们的剥削。这里谈得到什么逻辑？

因此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欧文正确还是错误，而是一般说来，理性观念和精神独立是否与国家意识并行不悖？

历史证明，社会在不断追求理性的自主权，但同时也证明，它们依然处在精神不自由的状态。这些问题能否解决，这很难讲；要解决并不容易，尤其是单靠博爱和其他温和善良的感情是无济于事的。

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我们都能碰到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象，好比两条渐近线，永远在向自己的双曲线靠拢，但永远不能合成一条。这是两个极限，生活在它们之间摇摆、移动和流逝，一会儿靠近这一边，一会儿靠近那一边。

抗议社会不自由和良心受奴役的人的出现，不是新现象。在一切多少成熟的，尤其是衰老的文化面前，他们经常作为揭露者和预言者出现。这是发展的顶点，它的拦路截击者，越出常规的罕见现象，正如天才、美和非凡的嗓音一样。但经验还没有证明，他们的乌托邦可以实现。

在我们眼前有一个可怕的例子。自从人类有记忆的时候起，对国家合理而自由的发展有利的各种条件同时汇集的情况，除了北美洲，我们还没看到过；在贫瘠的、年代久远的土壤上或者在完全没有开垦过的土壤上存在的一切不利因素，这里全然没有。18世纪伟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学说在排除了法国的军国主义精神以后，英国的普通法在排除了等级观念以后，成了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基础。还要什么呢？旧欧洲梦寐以求的一切这里全都有了：共和主义，民主，联邦制度，各个地区的自治以及把它们联合起来的统一的纽带——中央那个松散的结子。

这一切结果怎样呢？

社会和多数人攫取了专制和警察的权力；人民自己行使了尼古拉一世、第三厅和刽子手的职能；八十年前宣布过“人权”的人民，却由于“鞭打权”而分裂了。南部各州把“奴隶制”写上了自己的旗子，正如从前尼古拉把“专制”写上自己的旗子一样，在那里对思想方式和言论的迫害和压制，其卑鄙程度并不比那不勒斯的国王或维也纳的皇帝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