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记 野狐禅师：禁烟记（第6/11页）

我们往下看去，隔几家铺面就有一户，进去看看，明窗净几，摆设也还讲究，烟土也还不差，算作头等二等的。在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就多一些，地主、小官、绅粮、师爷、商人、军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各色的人都有。但下流人是不能进去的。他们是在街那头，烟熏火燎的古巷里头，那里开着下等的烟馆，这就叫各得其所。在这里进出的大都是一般的穷公务人员和下力人，这妖妇并不嫌贫爱富，居然把他们看上了，把他们也迷住了。屋里挤着好几张床铺，竹席上有一个木枕头，中间放着锡灯竹枪，只要能躺下吞云吐雾就行。赶快过好烟瘾，就去卖力气，哪有工夫来摆排场。甚至在河坝和穷巷里有一种不入等的烟馆，用竹席搭一个棚子，在地上放一块草垫，只要躺下几分钟，就能完成和这个妖妇的交往的任务。不过听说近来从东洋又进口了新技术，从鸦片烟中提取精华而成的白面面，洋名叫“白面”，我们这里名叫“梭梭”。这只有科学发达的日本国，才能有这样专门为了在中国“利国便民”的好发明。为什么说是利国便民呢？虽说我们和日本是不共戴天的敌国，我们国家还是可以穿过全线沉寂的前线去把这种新产品运了过来卖高价，于是财政上就有了一笔不小的收入，故叫“利国”。烟民们服用简便，只需把白面放在一张纸上，纸上面有一根嘴衔着的小竹筒对着，下面用火柴点着，一缕青烟升起来，他从竹筒把这一缕青烟吸下肚去，就过了瘾，所以我们叫作“梭梭”。这样就无须倒在床上，点灯烧泡，用烟斗吸，既省力又省时，故叫“便民”。这种新发明大有取代古老的国粹式的倾向，这也可见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不小的进步，谁说我们东亚病夫就没有一点进步呢？

既然有这么多鸦片烟民，而这些烟民大多是一经着迷，就乐于倾家荡产，粉身碎骨。相应地经营鸦片烟就成为一个庞大的事业。就不能没有种烟的、运烟的、熬烟的、卖烟的种种机构，相应地就要有管烟的官吏和衙门，跟着来的就有收税的，吃欺头的了。而且山里头还出了专抢鸦片烟的烟匪。欣欣然简直成为国民经济中一项重大企业。但是因为鸦片烟在全世界都认为是毒品，在禁止之列，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国家，为了不失国体，岂可不宣布禁烟？于是相应地又建立层层的禁烟机关。你如果没有看到挂在重庆大街门口的“禁烟督察总署”的堂皇牌子，你总可以在我们这里街上看到贴有堂皇的禁烟布告。这些布告的末尾都写着蒋总裁的大名“蒋中正”。总裁亲自出马来对付这个妖魔，亲自兼任禁烟督察总署的总办，难道还不够重视吗？

是够重视的，甚至可以说重视之至了。你看我们的总裁在日理万机之余，还亲自过问禁烟的事，在他的总办之下，还设立许多权力极大的督察专员。在各地还设立了禁烟专员公署，在公署之下还设立许多侦缉队，这大半又是由蒋总裁的“贴心豆瓣”贴心豆瓣：很贴心的心腹人。们，即那些经常担任特别任务的神秘的特务机关来组成的。他们拥有最先进的交通工具，包括飞机和无线电台在内，还用最新式的美国武器武装起来。这样说来，我国的禁烟工作应该是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了。那么为什么还是烟苗遍地，烟民遍城乡，烟土满天飞呢？这只能怪你不懂得中华民国的“特殊国情”。在我们这个实行三民主义的特殊国家里，一切事情都得特殊地看。而我们这个伟大国家的大国民又是十分精于玩弄方块字的文字游戏的。有些字又是这么容易音近而义通。比如我们拳拳服膺的“三民主义”，有些老百姓讲究实际，就老实不客气地叫“杀民主义”，而我们坚持一党治国的“国民党”，老百姓却喜欢名实相符得叫它“刮民党”。准此，那么“禁烟督察总署”为什么不可以叫“种烟督察总署”或“运烟督察总署”呢？实事求是嘛。这样一来，许多复杂的、不可理解的现象都变得简单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