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记 野狐禅师：禁烟记（第7/11页）

事实上，谁不知道鸦片烟不仅是蒋总裁领导下的庞大的特务机关的经费来源？而且这对于国家财政也不无小补。因为除开在烟价上可以取几倍之利外，还可以在烟民登记上按人头抽取“灯捐”。谁不知道禁烟督察总署是鸦片烟的总库，而那些禁烟侦缉队便是鸦片烟运输队呢？而那些满街挂着牌子的戒烟所，实际上就是吸烟所。在那里出卖的戒烟丸子不过是可以吞服的烟泡罢了。事实上在“杀民主义”的国土上，在经济上有一个庞大的鸦片烟托拉斯，而这又和政治上的军统特务机构形成表里，互相支持。这便是我们“杀民主义”中国的总裁的两根重要支柱，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政治上的。

做生意嘛，谁不知道，十倍的利息可以给人带来百倍的勇气和千倍的凶残。这就不能不使一些地方军阀看得眼红，千方百计想打破蒋总裁的运烟督察总署的垄断，要求均沾利益。是啊，莫非“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过去美国也还提倡过“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主张呢。既然你总裁可以保护种烟，可以偷偷运烟，可以半公开卖烟，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我们地处四川、云南、贵州，土地肥美，气候适宜，比你条件更优越些。于是各种贸易公司、土特产公司应运而生。包种，包运，包销。这些土皇帝为了强制农民种烟和强制老百姓吸烟，还设立了新奇的税捐名目，“懒捐”，你不种烟，不吃烟，就证明你懒，既然懒，抽你的懒捐便是天理、国法、人情都说得过去的了。但是这就和总裁的鸦片烟垄断托拉斯发生了矛盾，有了矛盾，就难免争斗，一争斗起来就难免叫枪杆子发言，乒乒乓乓打了起来。于是在中英鸦片战争过去了一百年之后，在二十世纪的三十、四十年代又发生了国内的“鸦片战争”。这种战争有时打得十分激烈，真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为了把鸦片烟运入对方的城市和地区抢销路，就出现了一种走私的机构和一种反走私的机构。于是又出现了一种专门的学问——鸦片烟走私学。从而也就出现许多骇人听闻的走私案件。

一般地把鸦片烟作种种伪装，混入商品运，已经不算什么奇闻。就是妇女把鸦片放在不便检查的地方，混过关去，也不算奇事，而且已经为相应设立的妇女侦缉队所破获了。新近在鸦片烟走私学的科学研究上有了新的突破，就是请死人来运烟。死人怎么能被请来帮他们运烟呢？可以，就是把死人开膛破肚，塞满鸦片烟，缝好，穿上衣服，装进棺材，哭哭啼啼，吹吹打打，搞大出丧，混过检查站。但是谁愿意这么狠心，把自己家里死了的亲人提供给别人作运烟的工具呢？这个好办，借几个人来就行了。

反正在中国，别的生产不行，人的生产却是很发达的，提供几个运烟工具是毫无问题的，抓几个人来杀了，改装成运烟工具就行了。

这就是最近重庆报上登载的失踪案件突然增多的原因。失踪的有小孩，也有老人，也有身强力壮的下力人，甚至还有公教人员。像你我这样老而无用的公务人员，就是他们废物利用，弄去作运烟工具的好材料。别看我们这一辈子无用，说不定最后对蒋总裁的伟大事业还能作出一点贡献呢。

听说最近重庆许多家长闹恐慌，生怕某天自己的小孩在街上玩耍，被一个陌生人或不陌生的人用几颗糖果引诱了去，从此下落不明。听说前不久在海棠溪过渡的检查站上就发生这样的事。有一对夫妇，穿戴神气，女的抱着一个小孩，头上用披风盖着，走过检查站，男的不住催女的快走：“走起点，到城里医院去早点给孩子看病，时间挨久了不好。”检查站的人拉开披风一看，不错，是一个病小孩，脸色蜡黄，放过去了。其时，刚好有一个女人哭哭啼啼，疯疯癫癫在叫唤：“我的幺儿咧，我的幺儿咧……”她是过河进城向她的丈夫报告孩子失踪的事的。这真叫无巧不成书，已经上了渡船的那对高级夫妇，和这个女人站得靠近，偏巧一股风吹来，把小孩的披风吹开，马上被那男的盖好了，那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偶然瞥了一眼，忽然惊叫起来：“我的幺儿哪！”便来夺那个太太手里抱着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