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小小的好事（第9/14页）

然而他们没有搬走，再也没有提起那天下午的事。时不时地，她会想起自己的许诺、她主动说出来的祈祷词。有一阵子，她会略微感到不自在，但他们仍像以前那样生活——舒适而忙碌的生活，不坏也不算不诚实的生活，事实上，是有着不少满足感和小小快乐的生活。他们从未再说起过那个下午，过了一段时间，她不再去想那个下午。现在呢，他们仍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已是两年之后，斯科蒂再次身处险境，可怕的险境，她开始把这种情形、这次车祸和昏睡不醒视为一种惩罚。因为她保证过他们会从这个城市搬走，回到他们可以过一种更简单和更平静的生活的地方，忘了工资一下子涨许多，也忘了他们的房子，房子尚且崭新得他们还没有着手竖起栅栏，也没有种草。她想象他们每天晚上都坐在一间大客厅里，在另外某个镇，听霍华德读东西给他们听。

她把车开进医院的停车场，在靠近前门那里找到位置。这时她一点都不想祈祷了，感觉自己像是个被拆穿的骗子，内疚，虚伪，仿佛她要为所发生的事情而负责一样。她不由自主地又想到那个黑人家庭，她想起那个名字“纳尔逊”和上面有几张汉堡包装纸的那张桌子，还想起那个抽着烟盯着她的十几岁女孩。“别养孩子，”她走进医院前门时，对那个女孩的形象说，“千万别养。”

她坐电梯到了三楼，和两个护士一起，她们上去值班。这是星期三早上，差几分钟就到七点钟。电梯门到三楼打开时，正好有广播找麦迪逊医生。她跟着两位护士出了电梯，那两位护士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她们又接着聊了起来，在安进电梯时她们聊天暂停过。她沿着那条走廊走到那个黑人家庭曾在里面等候的边上的小房间里。他们已经不在那里，可是椅子乱放的样子，就好像一分钟前那些人刚从椅子上一跳而起。她觉得那些椅子上也许还有热度。桌布上还是那些杯子和纸乱放着，烟灰缸里全是烟头。

她在跟那间等候室在同一条走廊上的护士站停了一下。一位护士站在柜台后面，一边梳头，一边打哈欠。

“昨天夜里有个黑人做手术，”安说，“叫纳尔逊什么的。当时他的一家人在等候室等。我想打听一下他怎么样了。”

一位护士坐在柜台后面的一张办公桌前，面前有份病历。她抬起头看。电话响了，她拿起听筒，眼睛却一直盯着安。

“他不在了。”柜台边的那位护士说。她拿着发刷，眼睛一直看着她。“您是这家人的朋友还是怎么样？”

“我昨天夜里遇到了这家人。”安说，“我自己的儿子在这里住院。我想他还在休克中。我们不能肯定是什么问题。我只是想了解一下纳尔逊先生怎么样了，别的没什么。谢谢。”她又沿着这条走廊往前走。跟墙壁是同样颜色的电梯门开了，一个样子憔悴、穿着白裤子、白色帆布鞋的谢顶男人把一辆沉重的手推车推到走廊上，在离电梯最近的一间病房那里停了下来，看了看他的写字板。然后，他伸手下去从推车上抽出一个托盘，轻轻敲了敲门，然后进了病房。她经过推车时，能闻到尚温的食物散发出令人不快的气味。她快步走过另外一个护士站，也没有去看哪位护士，推开了斯科蒂那间病房的门。

霍华德当时正背着手站在窗前。她进来时，他转过身。

“他怎么样？”她问。她走到床前，把手袋放在床头柜旁边的地上。她像是去了很久。她摸摸斯科蒂脖子旁边的被子。“霍华德？”

“弗朗西斯医生刚才来过。”霍华德说。她盯着他看，觉得他有点耷拉着肩膀。

“我还以为今天早上八点他才会来呢。”她马上说。

“另外有位医生跟他一起来了，一位神经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