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知青（第5/39页）

为什么要出这样一本书呢？

当时的动机何其的良好何其的富有理想色彩啊！

记得在讨论这本书的意义时，我做过这样一段发言——我们北大荒返城知青的最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别人可以指出许多，但我认为是群体意识，西方又叫“社团精神”。这是好的特征，应该继承发扬。时代骤变，我们许多北大荒返城知青人生失重，所以需要帮助。而我们之间的相互帮助，目前最是义务和责任，亦最可贵。那么这一本“人名录”，就向愿意相互帮助的，尤其是需要帮助的我们的返城知青伙伴，提供了非常实用的线索。不愿帮助别人的，就不要把自己的名字加上。既加上了，就一定要是真的单位，真的通讯地址，拨通就能找到你的真的电话号码。在这件事上若弄虚作假，既无必要，也很可鄙。

我还说，假如某一天，某一个陌生人叩开了我们在座的谁的家门，他或她手里拿着一本“人名录”，说自己就是通过“人名录”找到你家的，说自己是“人名录”上的哪一个，说自己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急需什么样的帮助，那么“人名录”的意义也就起到了。自己帮得了的理应热情帮助，自己帮不了的理应替对方联系“人名录”上的别人……

当时有人笑着插问一句：就像旧社会江湖上的人凭“道儿”中的帖子相互关照？

我也笑答：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咱们不是经常自诩都是北大荒“这条道儿”上走过来的吗？姓名上了“录”，相互关照之时，更需各尽所能啊！

于是大家皆笑。

当时，大家的动机，的的确确这么简单，这么现实，又这么天真烂漫。

大家当时还热烈讨论，如何成立一个“北大荒知青基金会”，怎样在北大荒知青中卓有成效地开展扶贫和不幸救助活动等。

应该肯定，这些原始冲动的出发点是良好的，友爱的。

但没有富豪和财团的赞助，仅靠北大荒知青之间凭热忱个人捐款，实在也筹不到多少钱。理想脱离现实，据我所知，“基金会”一事不了了之。也有关注此事的北大荒知青说，后来还是成立了。即使成立了，款项也肯定极其有限，根本不能落实初衷。

两本书发行后一年内，曾有各地到京的知青登我家门。都是我不认识的。光临时都带着“人名录”。有的有困难求助，我也只能照例写封信，“委托”别人关照。多数并没什么困难，无非见见面，彼此认识认识，共同回忆回忆。

某些北大荒知青，主观地以为，我肯定结交着很多很多的人，尤其结交着很多很多名人和官员。对于他们是困难的事，对于我解决起来便是易如反掌，一封信或一个电话就能办妥，仿佛社会只不过是单一成分的“知青码头”，而我是知青“袍哥会”中的“舵把子”人物之一。这说明返城虽然已经十年，极少数知青，似乎只不过由当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插兄”、“插妹”，转而变成了城市中的“插队”者。他们的意识仍停留在昨天，他们在城市中的交往范围仍特别局限。甚至，可能除了当年的知青朋友，仍没有别的朋友。他们还未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他们对知青群体以外的人，陌生而又自行地保持着距离。从他们身上看出了这一点，当年常使我替他们感到忧伤。

其实，我自己当年在城市中的交往范围也特别局限。除了电影界、文学界、出版界和少数新闻界的人，我当年也基本不主动与别的方面的人交往。我一向的人生原则是，如果我不求人会少活一两年，那么我宁肯不求人，宁肯干脆少活一两年。当然，如果是少活十年，我也是会四处求助的。但是，我与某些返城知青的命运境况毕竟大为不同。我的工作单位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这在当年是令人很羡慕的单位。我是小有名气的作家，而且是有北京户口的作家，这也令人羡慕。我的工资虽然不高，但是每年都有稿费收入，而且逐年增加。我的人生已经稳定。眼前暂无困境，以后似乎也不潜伏着什么大的危机。总而言之，我尽量不求人，少求人，比较可以做到。而他们是多么令人同情啊！尽管返城已经十年了，他们中有人仍夫妻两地分居着；有人由于返城当时的种种特殊原因，夫妻一方仍留在农村、农场或兵团；有人仍无可称之为自己的“家”的小小居住空间，走时一人，返城三口，不得不寄居于父母或兄弟姐妹的屋檐下，而后者们的城市居住空间同样是极有限的；有的人的子女仍无法在城市中正常就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