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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身材高大、五十来岁的男子来到我身边。“这位是路德维希·佐默先生，这位是罗伊·马丁先生，”玛丽亚忽然十分镇定地介绍道，“我必须请求原谅，我得回到‘断头台’上去，马上就完。”

马丁站在我身边没动。“您不是美国人，对吗？”他问。

“这从我的口音上很容易听出来，”我不乐意地回复道。

“那您是哪里人？法国人？”

“被削去国籍的德国人。”

马丁微笑道：“噢，敌侨，真有趣。”

“对我来说可不是这样。”我友好地说。

“这我可以想象，您是流亡者？”

“我是个被命运捉弄到美国来的人。”我答道。

马丁笑了。“也就是难民。您眼下拿的什么护照？”

我看见玛丽亚登上了平台，她身着一件夏季连衣裙，上面有五颜六色的大朵花卉图案。“是审讯吗？”我镇静地问。

马丁又笑了。“仅仅是好奇。为什么？您怕审讯吗？”

“不怕，但我作为难民——如您所说——受够了审讯。”

马丁叹了口气。“这是环境使然，始作俑者是德国。”

我能感到，他想让我变得恐惧与不安。我也明白他那小心翼翼的威胁：不要干扰他的社交圈子。“您是犹太人吗？”他问。

“您期待一个回答吗？”

“为什么不呢？我对这个不幸与遭受虐待的民族怀有极大同情。”

“在美国，这是头一遭有人问我这个问题。”

“不可能，”马丁反驳道，“移民局也没问过？”

“移民局当然问过，那些官员在履行职责。此外没有人问过。”

“奇怪，”马丁微笑道，“犹太人在被问到是不是犹太人时往往太敏感。”

“这并不奇怪，”我边回答边感到玛丽亚·菲奥拉的眼睛盯在我身上，“最近十年他们太频繁地被问及这一问题，盖世太保、杀手、用刑者和宪兵都问这个问题。”

马丁眯起眼看了我片刻，然后又微笑道：“您看上去并不像犹太人，所以您在美国也用不着害怕。”

“我知道，”我说，“这里的排犹主义仅限于势利的旅馆和俱乐部，那儿犹太人不得入内。”

“您挺了解情况，”马丁回答道，然后直言不讳地说，“我和玛丽亚·菲奥拉小姐一会儿想去埃尔摩洛哥吃饭。您想跟我们一起去吗？”

一时间我对这个阴险的陷阱颇感意外，我毫无兴趣当着玛丽亚的面被某位夜总会的工作人员像实验室的兔子那样戏弄。由于自己并非无懈可击的处境，我害怕自己不能理直气壮地回答他的询问。“真可惜，”我回复说，“我已经有约在先了。布鲁克林的犹太教总经师努斯鲍姆请我去参加安息日活动。下次吧，多谢邀请。”

“好吧，既然您这么虔诚。”马丁带着稍加掩饰的得意走开了。我看到平台上已空无一人，模特们都去屏风后面换衣服，也赶紧走了。这样挺好，省得再受侮辱。我兜里装着雷金纳德·布莱克给我的一百美元，本来是想带玛丽亚去沃伊津饭店吃饭的。我不知道她是否与马丁有约，大概没有。但她为什么从尼基那里给我打电话呢？我不清楚，也不想知道。

我走得飞快，为的是还能碰到罗伯特·希尔施。路上我谴责自己重色轻友，他是绝不会这么做的。现在我遭了报应，害羞、苦闷，觉得受了侮辱。看来罗伯特·希尔施说得对：我们永远是被容忍者，二等公民，没有从属感，因为我们不是出生在此地——允许我们生活的地方，即使在美国，我们也是敌侨。哪怕我们能够回到德国，在那儿我们仍旧是这般处境。我想，没有人会用高兴的呼喊来欢迎我们。在德国我们也会被当作难民和逃兵来对待，因为我们逃出了集中营，躲过了焚尸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