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 圈大_1968年夏末（第7/38页）

因为他们在监听。

他们挤在南边几公里之外的一间小办公室里，这个所谓的“作战室”位于国际圆形剧场的地下室里，他们在这里监控全市有可能存在的非法活动。今晚，警探在通过无线电监听塞巴斯蒂安的号召和姑娘们空洞无物的闲聊。他们在拍纸簿上记录，评论大学生怎么会如此愚蠢和轻信。《芝加哥自由之声》的办公室已经被窃听了多久？多少个月来着？这些年轻人居然完全不知道。

圆形剧场外是许多屠宰场——芝加哥著名的联合牲畜场，警察走向所谓“作战室”的路上能听见动物的叫声，牛和猪最后的哀号。有些警察一时兴起，爬上围墙向里看，见到铁钩和小车将动物拉离地面，送去处死和分尸，地上满是内脏和粪便，工人不知疲倦地砍开肢体和喉咙——一切都是那么恰如其分。屠夫的弯刀给警察一种透彻感，一种意图的纯粹感，赋予他们的工作某种不言而喻但有帮助的引导性隐喻。

警察监听并记录下所有对话，记下可供起诉的威胁：号召暴力对抗，煽动言论，共产主义宣传，而今晚，他们又有了特别的收获——一个名字，一个以前没有听说过的名字，一个新人：费伊。

他们望向新人，他站在角落里，手里拿着记事簿：查理·布朗警员，最近刚从巡警提拔进“红色分队”。他点点头，写下这个名字。

“红色分队”是芝加哥警察局的秘密反恐情报机构，创建于1920年代，目的是监控工会组织者，1940年代扩张，将共产主义者纳入监控范围，如今主要处理以学生和黑人为主的激进左派对国内安全造成的威胁。这是一份光荣的工作，布朗意识到有些年长的警员不怎么认可他和他的晋升：他太年轻，精神过于紧张，短暂的职业生涯乏善可陈。到目前为止，他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痛揍脑子进水的嬉皮青年，理由可以是最轻微不过的违法行为（流浪、乱穿马路、违反宵禁），以及用模糊的法律条规打击公开猥亵。作为巡警，他的任务是骚扰他们，希望嬉皮士在不厌其烦之下能主动放弃，去另一片城区或干脆另一个城市。芝加哥就不需要应付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这一代人了。无疑是最糟糕的，尽管他也属于这一代人。他比他痛揍的那些年轻人大不了多少。但制服让他觉得自己年龄更大，除了制服，还有平头、妻子、孩子和养老金，还有他更喜欢去安静的地方，例如不放音乐的酒吧，你在那只能听见嗡嗡的交谈声和偶尔响起的台球碰撞声。还有教堂。去教堂，在教堂里见到其他的巡警：这是一种兄弟情谊。他们是信奉天主教的男人，守护邻里的汉子。你看见他们，拍他们的后背打招呼。他们是好男人，喝酒但不酗酒，对老婆好，自己修房子、造东西，偶尔打扑克，定期付按揭。他们的老婆彼此认识，孩子们一起玩耍。他们从小就住在同一个街区。他们的父辈、祖父辈也住在这儿。他们曾是爱尔兰人、波兰人、德国人、捷克人、瑞典人，但现在都是百分之百的芝加哥人。市政府发他们养老金，因此对附近想安顿下来的女性来说是个好选择。他们彼此爱护，他们爱这座城市，爱美国，不是小孩子宣誓效忠的那种抽象的爱，而是发自肺腑的爱——因为他们很快乐，他们享受生活，他们过得很成功，他们辛勤工作，养育子女，送孩子去该死的学校。他们曾经看着父辈养育自己，和所有的男孩一样，他们也担心被比较。但他们还是在努力，努力生活，并为此感谢上帝，感谢美国，感谢芝加哥市政府。他们要得不多，但他们的愿望都实现了。

面对这些事情，你很难不从个人角度去思考问题。新生的坏风气吹进你的街区，你很难不觉得这是冲着你来的。这就是个人角度。布朗警员的祖父搬进这片街区时非常年轻。他以前名叫切斯拉夫·布朗尼考夫斯基，乘船登陆纽约时被美国移民局官员起名查尔斯·布朗。家族每一代的长子都继承了这个名字。尽管自从孩子们在一年级左右开始看那部该死的漫画[1]后，他就没少被取笑，但他依然喜欢这个名字——这是个好名字，一个美国式的名字，合并了他家族的过去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