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 圈大_1968年夏末（第8/38页）

这是一个融入社会的名字。

因此，假如有个外地毒虫、反战流氓、长发嬉皮怪人从早到晚坐在人行道上讨要零钱，吓得老妇人魂不守舍，这当然是个人看法。他们为什么不能融入社会？对黑人来说至少还算合理。假如黑人不喜欢美国，好吧，他还能理解他们的思路。但这些年轻人，这些中产出身的白种年轻人，喊着反美的口号——谁给你们这个权利的？

因此，他的工作很简单：找到城市里的坏分子，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骚扰他们。稍微越界一点也没关系，只要在不会危及养老金或害得市政府和市长丢脸的范围内。对，偶尔会有人跳上电视，通常是东海岸的白痴，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的那种人，指控芝加哥警察粗暴野蛮，妨碍公民行使第一修正案赋予的权利，等等等等。但根本没人在意。有个说法：芝加哥的问题，芝加哥的解决手段。

举例来说，一个“垮掉的一代”小子凌晨两点步行穿过你的辖区，你很容易就能因为违反宵禁令而抓他。众所周知，这种货色很少有人随身携带证件，因此他们说“宵禁令不适用于我，条子”。你可以回答“证明一下”，而他们当然无法证明。太简单了。于是，他们只能在拘留所度过难熬的几个小时了，慢慢领悟你想传达的消息：你们在这儿不受欢迎。

这份工作其实很适合布朗警员——他知道自己的天赋和局限，他没有野心。他满足于当一个巡警，直到偶然认识并赢得了一名嬉皮领袖的信任，他告诉指挥官说他“与一名学生激进分子领袖取得了联系”，而且“已经渗透进了地下组织”，请求调入红色分队——特别是调查芝加哥圈大反美活动的小分队——他们不情愿地答应了。（警队里还没有人员打入圈大，那些学生能轻而易举地分辨出假货。）

红色分队监听特定的房间和电话，偷拍照片，尽其所能破坏反战的极端组织。他认为这升级了他在街头的工作，也就是骚扰和拘捕嬉皮士，只是现在改为秘密做事而已，使用的战术几乎超出了所谓法律的边界。举例来说，他们扫荡了左派激进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的办公室，抢走了档案，砸烂了打字机，在墙上喷了“黑人力量”以误导学生。这么做似乎不太符合道德，但按照他的看法，他的旧工作和新工作之间唯一的变化就是手段。他觉得道德价值恐怕是相同的。

芝加哥的社会问题，芝加哥的解决手段。

此刻他得到了一份礼物：一个新名字供他调查，一个新近抵达圈大的激进分子。他把这个名字写在记事簿上。旁边加上一颗星。他很快就会了解这个费伊是什么人了。

3

费伊，室外，草地上，校园里一棵大树的树荫下，把报纸轻轻地放在大腿上。她抚平报纸的褶皱，将已经卷曲的边角向回折。这份报纸感觉不像普通的新闻纸——相比之下更硬也更厚，甚至有点像蜡纸。未干的油墨弄脏了她的指尖。她在草地上擦了擦手。她看着报头——总编：塞巴斯蒂安——露出微笑。塞巴斯蒂安不留姓氏的做法既厚颜无耻又扬扬自得。他有足够的名气，因此他在公众中可以只用名字，就像柏拉图、伏尔泰、司汤达、崔姬[2]。

她打开报纸。正是塞巴斯蒂安昨晚忙着印刷的那一期，全是写给编辑的信件。她开始阅读。

亲爱的《芝加哥自由之声》，

你喜欢躲避条子和其他盯着我们批评我们的人吗？就因为我们的服装和发型？我想说我曾经害怕他们，但现在不了。我和他们交谈，说服他们喜欢我，和我交朋友，然后告诉他们我抽大麻。假如他们喜欢你，他们或许会和你一起抽，听你说话。你将让我们的队伍再增加一个人，而我们的数量正在持续增加，我估计全美国有一半人在抽大麻，而缉毒局还以为我们全都是精神病，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