蜘蛛（第6/7页）

这时，我注意到戴维就站在我旁边，一只手抓着我的衬衫。我扭头看他，发现他快要哭了。我突然觉得一定要止住他的眼泪，就把他拉过来抱住。闻着今天早上我替他涂在头发上的橄榄油，我想起小时候伊肯纳怎么给我洗澡，怎么拉着我的手一起去上学。那时我很害羞，很怕老师，因为他们手里都有藤条，想去厕所也不敢举手说：“对不起，女士，我想上厕所。”我只会扯开嗓门用伊博语大叫，好让木墙那边另一个教室里的波贾听到：“波贾哥哥，我要上厕所。”波贾会从他们教室里冲出来，带我去厕所。在我们身后，他班上和我班上的同学哄堂大笑。他会等我上完厕所，帮我清理干净，然后送我回教室。多数时候，一回教室，我就得在众目睽睽下乖乖伸出两只手掌，等着老师抽打，以惩罚我扰乱课堂秩序的罪行。这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次，但波贾从不抱怨。

父亲不再带奥班比和我去医院。有时候，他会带恩肯和戴维去看母亲，但只有在被他俩烦得受不了的时候才会这么做。那次见面之后，她又被关了三个星期。那些日子，天气冷得不正常，每晚刮的风听着像奄奄一息的动物的低吟。接着，十月下旬，哈麦丹风——从尼日利亚以北的撒哈拉沙漠吹来的挟着沙尘的干旱风——季节似乎在一夜之间降临了，浓雾形成一团团积云，像幽灵般悬在阿库雷上空，太阳出来都不散。父亲开车进了院子，母亲坐在他旁边。她离家已有五个星期，身材缩水了四分之三。原本较浅的肤色变黑了，就好像连续晒了无数天太阳一样。双手满是静脉注射留下的疤痕，一个拇指上缠着纱布，里面填了好多棉花。显然，她再也不是以前的她了，但其他人很难理解她经历了什么。

父亲像守卫珍稀鸟类的蛋一样守卫着她，经常嘘嘘地赶我们走——多数时候是针对戴维——就好像我们是一只只小昆虫。只有恩肯可以在她周围打转。他替她向我们传递消息。要是有人来了，他就赶快把她送进卧室。他只向最亲密的朋友透露过她的病情，对其他人一概保密。多数时候，他会向邻居撒谎，说母亲回我们靠近乌穆阿希亚的村子去了，跟她的家人住在一起，以便从孩子们去世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他双手拉着耳垂，用最严厉的口吻警告我们，不许向任何人提及母亲的病情。“就连在你们耳边嗡嗡的蚊子也不能听到。”他警告说。所有饭食都由他来准备，做好了先给母亲吃，然后才轮到我们。家里家外，他独立承担。

她回家后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们隐约听到他们在关着门的卧室里激烈地小声争吵。那天，奥班比和我去了邮局附近的电影院。回家时，我们发现父亲在搬伊肯纳用来放书和画作的纸板箱。属于两个哥哥的东西大部分已经被搬到了院子里我们踢足球的那块场地上，在那里越堆越高。奥班比问父亲为什么要把它们烧掉，父亲回答说是母亲坚持要烧。她不想让落在这些东西上的诅咒——阿布鲁的诅咒——在我们其他人触碰它们的时候转到我们身上。他说这些的时候没有回头看我们。说完后，他摇摇头，走进屋里，继续搬东西，直到把他们的卧室清空。伊肯纳的书桌被推到了紫色的墙边。那面墙上曾经贴满铅笔素描和水彩画。他的曲木椅子扣在书桌上。父亲把最后几个装着波贾的东西的袋子拎出去，把里面的东西倒在那堆要烧的东西上。他还把伊肯纳的旧吉他往里踢了踢。这把吉他是伊肯纳小时候一个拉斯特法里派街头音乐家送给他的。那人的雷鬼辫一直垂到胸前，最爱翻唱南非雷鬼明星勒奇·迪布和牙买加雷鬼乐手鲍勃·马利的歌曲，吸引了一大群街坊邻居，大人和小孩都有。他常在我们院门前的椰子树下唱歌，伊肯纳不顾父母反对，跑去为他伴舞。他被称为“拉斯特男孩”。父亲为此赏了他好一顿“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