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8/12页）

“老二啊，我麦秸也不多了，麦秸草你随便用，都垛在门口。”四爷爷说。“效亮，我轧的麦秸没有几个了，你给老二五个吧。家里每年就那么点麦子，能轧几个麦秸。咱家的屋下雨就漏，还要用几个补一补。”四奶奶白了一眼四爷爷。

四爷爷没有说话，领着父亲来到西厢屋。父亲一看，还有二十多捆哪！

“老二，你先拿十个吧，不够再找我来拿，别让你四姨看见，看见了又朝我嘟嘟。”四爷爷说。

“四叔，五个就差不多，就是拾掇个墙，用不了多少。”父亲提了五捆。

“实啊，你摘下那两页门板，用麦秸草和好泥，喊你三弟五弟一起帮忙，把咱家的院落墙打起来。”爷爷说。

清凉的秋日，斑驳地筛过黑老的柿子树，撒在树下几个忙碌的身影上，爷爷、父亲、三叔、五叔汗流浃背，有的弄土，有的挑水，有的撒麦秸草，均匀地把麦秸草和土和好。

“老二，来，找绳子把门板拴好。”爷爷说着，用镢平去原来的断墙残垣，露出完整的石头地基。

父亲找来绳子，在地基上支起两页门板，用绳子把门板固定好，三叔、五叔向里装和着麦秸草半干的土，父亲用一个石头大锤均匀地把土夯牢，弄满一个门板，再重新支起夯制第二块土墙。

“老三，你二哥在上面夯墙，你随后用‘胍子’[1]把墙皮夯结实。我和你五弟装土。”爷爷说。

“好，爷，我来。”三叔挥起长长的大木板“胍子”，“噼里啪啦”地均匀地敲打着墙面，如新年燃放的单个大爆竹。

打墙用了三天时间，爷爷抽着烟，眯缝着眼，看着自己的杰作。厚厚的接近两米高的土墙，散发着新鲜的泥土和麦草香味，经历了流亡之苦，终于又在自己的老窝圈起了新家，如今又采用最原始的办法建造了自己的院墙，他心里由衷地升起一股欣慰。

凉爽秋风习习，翩翩大雁凄凄，厚厚的土墙没多久就在瑟瑟秋风中干透了。

“老二，你泡几个麦秸，今天我们俩把墙头拧起来（用麦秸草当瓦把墙顶遮起来），免得下雨淋湿了墙。”爷爷说。

父亲找了口破缸，倒满水，把从四爷爷那里要来的麦秸放在里面泡透，拿出来空着水，再泡下一个。

爷爷提着一个“交叉”[2]，准备踩着一个凳子爬上墙去。

“爷，我在上面编麦秸，你在下面给我递着。”父亲说。

爷爷犹豫了一下，“还是我来吧。你总是不如我拧得结实。这土墙啊，不顶雨泡，有这麦秸盖着，就没事了。”爷爷爬上墙，坐着“交叉”，倒退着开始左右交叉着拧着麦秸草。不一会儿，墙头上便出现了一道淡黄色的整齐的麦秸做成的瓦，像大雁的翅膀向两边探伸着。

“你说，渠现在怎么样？”爷爷加了把草，狠劲一扭。

“孩子该会走了吧？”父亲又解开一个湿漉漉的麦秸捆，抖了抖水渍。

“唉！也不知那孩子怎样了？苦命的孩子！”爷爷叹了口气。

秋末，屋顶上已经开始挂着白白的草霜了，用“墼”垒的屋干得差不多了，爷爷长舒一口气，终于可以从四爷爷家搬出来了，他破例买了一挂鞭，在一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爷爷把流亡以来和半年来的破衣坛罐搬进了新收拾的算个家的家。人一进来，整个院子就显得有生气了，爷爷把地面杂草清除干净，每天起来打扫院子清扫梧桐落叶，剩下的“墼”还以草做顶盘了个囤，可放杂物。爷爷往年栽种的一棵“地瓜花”经过国民党的大火劫后余生，更加生机勃勃，挺着高高的高粱一样的身材与屋檐齐高，檐下几朵牡丹那样的花头火红火红的在秋天傲然开放，给这个清贫的家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

朔风凛凛，侵肌裂骨，一家人在这个里外一样冷的屋子里瑟缩着勉强挺着1948年的冬天，但总比流亡居无定所强多了，总是有个家了。进入腊月了，奶奶夜夜做梦，欲发想念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