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10/13页）

我们交谈了起来。在我们所有的对话中，最常重复的内容如下。

理查德说：“他们怎么就对自己所拥有的视而不见，为什么把它损成这副样子？”要么变换一下说：“你怎么就看不到……”还有一回说的是：“我，我们……要是我们能够……”—能够看这个那个，做那个这个的。他说电视上、报纸上对他们自己，你自己，我们自己，从来都没有一句好话，除了灾难，没有别的了。

我说：“可情况确实是都不好呀。”我列举了失业和工业衰退的例子，说现在的低下效率有多糟糕，整体状况非常混乱，以至于你会感觉好像一切都在你指缝中流逝，而你什么都抓不住……

他说确实如此，哪里都一样，是因为一切都太庞大，太难掌控，和不列颠没有关系—和我们、你们、他们没有关系。

我告诉他《莉莉丝》内部的种种情况，提起我为了让工作得以开展，如何处心积虑、摩拳擦掌地对抗那种在我看来玩世不恭，而别人都心照不宣的和稀泥作风和凡事都无所谓的态度。

他说我们—你们—他们，都不懂得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拥有的—是人民。他说这里有理智，有观念，有平衡，有正义，而我们却并不看重。

我说：“我很看重的。”我告诉他我如何沿着这座城市走啊走，从人们身上获得滋养—我就是这样的感受：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的场景都是喜剧，超乎现实的陶醉之情如影随形，可以是因蔬果店里某个人说的话而起，也可以是因看到公车上的两个姑娘而起。

他说：“还不是都一样，你给宠坏了，你们都是。你们活在这个小小的绿洲当中，而外面的世界满是混乱局面和恐怖事件，以及不敢说出自己真实想法的人。”

我说：“是时候了，你该回国生活。”

他说：“我受不了你们听任一切走下坡路的态势。有时候，我离开的时间太长了，回来会有所触动，这里有某种非常了不起的东西，但这次回来的新发现，是你们一刻也没停止过糟蹋自己，让好端端的一切土崩瓦解。”

他抽出一张报纸，平铺开来放在我们俩之间的桌子上，他已经用浓重的双划线标出了：失业问题，英镑贬值，工人罢工，爱尔兰问题，下水道状况，铁路危机……于是，我环视酒吧一圈，看看他们，你们，我们，想知道边上那个男人是不是失业了，或者远一点的那对年轻夫妇是不是根本就没工作过，是不是这显而易见的幽默、闲适和自信都只是掩饰的面具，这时候他会说：“你们怎么可能看不见自己都在做些什么呢？”

今天他说：“好吧，或许你们活该失去这一切。如果不珍惜某样东西，就会失去它。”他怒而不发，惋惜之情看似是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在理查德身上，纵然再激烈的言行也是迂回的、克制的。

但是他谈论起我们—谈论起他和我，不见得比谈论“他们”或“你们”少—对于我们列为禁区的私人问题，他游走在边缘之上。我小心翼翼不敢注视他，因为我希望他相信我遵循着那些规则—他的规则—原来我所恪守的是他定下的规则。但果真如此吗？为什么我一直不愿从手提包里拿出我的那张小照呢？装照片的信封都弄脏了。哦，我和他一样害怕！谈宏大的议题固然没问题，但是对我来说又太沉重了，正如对我们所有人而言一样。此外我还为理查德和自己担惊受怕。我们如此脆弱，拥有的幸福轻易就会分崩离析。只消一个词就会杀伤力十足；往往一个词或者一个眼神，就会夺走我们在彼此身上的快乐，弄得我们都笨嘴拙舌，只好胡乱诌点话或者做个什么动作掩盖过去，讨论起别的话题，一如既往地瞎编些无聊话，纯粹玩玩文字游戏图个好玩；或者我们从原本泡着的酒吧或者歇坐的街头快步走开，好远离危险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