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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成或者反对，”希利在对娄·利沃夫说，“都与他们去不去看那些电影没什么关系。”

“但你是医生，”瑞典佬的父亲坚持说，“一个受人尊敬的人，一个讲究伦理道德的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娄，”他妻子说，“亲爱的，你也许垄断了谈话。”

“请让我讲完。”对着餐桌上的众人，他问道，“是吗?我一个人在讲?”

“绝对没有，”马西亚说，友好地将手臂搭在他背上。“很高兴听到您这些错觉。”

“不知道你指的什么。”他对她说。

“指的是自从您带孩子们去吃中餐和阿尔·赫贝曼穿衬衫系领带剪裁手套起，美国的社会情况也许已经改变了。”

“真的?”多恩对她说。“它们变了?没有谁告诉我们。”为了克制自己，她起身到厨房去。那里还有几名本地的高中女生等着多恩的指示，她们是在利沃夫家有客人赴宴时来此帮忙上菜和打扫卫生的。

马西亚坐在娄·利沃夫的一边，杰西·沃库特在另一边。杰西刚倒满的一杯苏格兰威士忌，一定是她想法在厨房里弄到的，被他端走了，放到她够不着的地方。大家开始喝冷黄瓜汤。她动了动想起身走开，他不让她站起来。“坐着别动，”他说，“坐着吃。你不需要那东西。你需要食物。吃饭。”每次她在椅子上动，他都用力地按住她的手，提醒她哪里也不能去。

两座很高的陶瓷枝形烛台上燃着十几枝蜡烛。瑞典佬坐在母亲和谢拉·萨尔孜曼之间，他觉得每个人的眼睛——非常具有欺骗性，甚至马西亚的眼睛也这样——那种烛光似乎赐予了精神上的理解，大家和蔼友善，肝胆相照，生动表现出人们渴望从朋友那里寻找的全部意义。谢拉和巴里一样，每年劳动节都会来，因为他的家人很在乎她的光临。瑞典佬打电话到佛罗里达时，几乎没有哪一次父亲不问，“那位可爱的谢拉怎么样?可爱的女人，她怎么样?”“她是多么尊贵的女人，”他母亲说，“这么有涵养。亲爱的，她不是犹太人吗?你父亲说不是。他坚持认为她不是。”

他不能完全理解为什么这种争执会持续数年，但是关于满头金发的谢拉·萨尔孜曼的宗教信仰的话题却成了他父母生活中必需的东西。多恩几十年来一直尽量容忍瑞典佬并不完美的父母，就像他容忍她的一样。在她看来，这个话题是他们最难以讲清的当务之急——也是他们最让人恼火的（特别是当多恩知道了她青春期的女儿梅丽认为谢拉具有多恩没有的东西，便渐渐信任这语言矫正师而不再信任母亲的时候）。“除了你，世界上就没有金发碧眼的犹太人?”多恩问他。“这与她的相貌没有任何关系，”瑞典佬解释说，“是与梅丽有关。”“她是犹太人与梅丽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她过去是语言矫正师。他们敬畏她，”瑞典佬说，“因为她给梅丽做的那一切。”“她不是这孩子的母亲，不管怎样——是吗?”“他们知道，亲爱的，”瑞典佬心平气和地回答道，“只因为矫正语言障碍，他们把她看成了某种魔术师。”

他也一样，只是在她作为梅丽的语言矫正师时他还不觉得怎样——那时候他只是感到她的沉着镇静是一种奇怪的刺激，让他老想到性——但是当梅丽失踪和不幸也被多恩带走后，就不同了。

猛力地摆脱了自己狭隘的自尊自大，他觉得内心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需求豁然敞开，一种深不可测的需求。他只好求助于一种陌生的解决方法，没有意识到这样做根本行不通。这位安静的深思熟虑的女人曾经让梅丽对她不那么陌生，教她如何克服语言恐惧和控制那些精细的婉转曲折表达的器官。可笑的是，这却增强了梅丽孩童时逃离控制的意识。在这女人身上，他发现了一个自己想与之合为一体的人。这个在婚姻框架里正确无误地生活了二十年的人，决心要失去理智、非常虔诚地坠入爱河。直到三个月后他才开始明白，这样做根本无济于事，谢拉也是这样告诉他的。他没有找到浪漫的情人——只找到坦白直率的情人。她理智地告诉他，对她的这一切爱慕意味着什么，他和她在一起与将自己关在心理诊所的那个多恩差不多。她还对他解释道，他只是在毁掉一切——但是他当时正处于那种状态，总是对她说，他们一块逃到庞塞后，她可以学西班牙语，在那边的大学里教语言矫正技巧，他可以从庞塞的工厂操纵他的企业，他们可以生活在丘陵地带的现代化庄园里，到处是棕榈树，下边是加勒比海……